案发现场第二部

又一天我看见此人车停在学校门口，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备用的钥匙，于是马上找出来，将车发动，并且喜气洋洋在车上等那家伙出现。那人听见自己车的声音马上出动，说：你找死啊。碰我的车?

其实从她做的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可深交，因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先找一个谁都弄不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话题，最好还能让谈话双方产生巨大观点差异，恨不能当着电视镜头踹人家一脚。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看上去口才出众的家伙，让整个节目提高档次，而这些家伙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后甚是洋洋得意以为世界从此改变。最为主要的是无论什么节目一定要请几个此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几句废话来延长录制的时间，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对话节目事先录的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现场版是怎么折腾出来的。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删掉幽默的，删掉涉及政治的，删掉专家的废话，删掉主持人念错的，最终成为一个三刻钟的所谓谈话节目。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老夏说：你们丫仨傻×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

不像文学，只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去满足一些有自恋倾向的人罢了。

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老枪此时说出了我与他交往以来最有文采的一句话：我们是连经验都没有，可你怕连精液都没有了，还算是男人，那我们好歹也算是写剧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