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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这样一直维持到那个杂志组织一个笔会为止，到场的不是骗子就是无赖，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老枪的家伙，我们两人臭味相投，我在他的推荐下开始一起帮盗版商仿冒名家作品。

这天晚上我就订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首都机场打了个车就到北京饭店，到了前台我发现这是一个五星级的宾馆，然后我问服务员：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一个叫张一凡的人。

在这方面还是香港的编辑显得简洁专业，并且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香港的答案是：开得离沟远一点。 -

我说：这车是我朋友的，现在是我的，我扔的时候心情有些问题，现在都让你骑两天了，可以还我了。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后来大年三十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街上开得也不快，但是有一个小赛欧和Z3挑衅，结果司机自己失控撞了护栏。朋友当时语气颤抖，尤其是他说到那个赛欧从那么宽的四环路上的左边护栏弹到右边然后又弹回来又弹到右边总之感觉不像是个车而是个球的时候，激动得发誓以后在街上再也不超过一百二十。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总之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我们觉得无聊，因为这样的天气不能踢球飙车到处走动，而在晴天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无聊，因为这样的天气除了踢球飙车到处走动以外，我们无所事事。